电影制作真的很烧钱，但其中有很多，都是因为前期准备没有做好，后面就要为了改动而补窟窿，等于拿钱解决问题。”

文/ 戴天文

光景映画没什么名气，用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黄炜哲的话来说，“一家沉默的电影公司”。已经成立3年，却直到今年10月15日，才通过“光景映画千日原创电影发布会”与公众见面。

“千日原创计划”展示了三年的成绩，除了计划公布的几部电影，还包括这家小公司聚集的多位业内牛人：曾打造出《无间道》的亚洲顶尖制片人庄澄、金像奖编剧陈淑贤、香港编剧协会副会长刘浩良、中国电影界首席律师王军、电影特效大师郑文政等。

黄炜哲和他的团队用三年时间，做了多部电影的前期准备工作。发布会中的黄英计划、张志光计划、陈淑贤计划、刘浩良计划、宋林国计划及王湛计划，是光景映画从2017年到2019年的工作重点。

黄炜哲表示，希望从2019年开始，保持“每年制作两部电影，投入成本两亿，最后换取十亿票房”的成熟商业模式。但光景映画的目标并不是融资、上市，而是成为华语影坛中一只小而美的独角兽。

至于黄炜哲本人的背景，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并不算多：台湾商人，三年前从教育界跨界到电影圈。

做好所有前期准备，因为电影制作真的很烧钱

为什么一部电影的前期准备时间需要三年？

黄炜哲说，从流程上来说，光景映画是一家奇怪的公司，每次剧本写完，接下来的一幕在任何一家电影公司都看不到。因为他会找话剧演员，在公司里把剧本当成话剧演一遍，“大家来看，这部戏到底行不行。”

让编剧、导演、制片人等主创团队，直接在台下感受故事的魅力与台词的张力，“直到都合理的时候，我们再去谈拍摄制作的事”。

黄炜哲特别看重剧本，“剧本大纲是骨架。我觉得只要把骨架磨对了，确定好大纲方向，每一个人物立体起来，再怎么去发展都不会偏差太大，就不需要在剧本上面磨太久、改好多稿了。”

在剧本大纲建立之后，剧本创作的跟进，光景映画用的也是“反常规”的法子。普通的剧本创作中，仅仅是编剧方面负责故事的想象，创作之后交予导演进行拍摄，直至拍摄完成，才将素材交给后期进行修饰。然而，光景映画在故事创作中，便已让由郑文政领衔的特效技术部门进场。

特效后期的人员在剧本创作前期就参与创作，能够“帮助编剧想象画面，确定编剧的设定方向正确，保证拍摄后不会因为衔接问题而‘烧钱’”。况且，像郑文政这样有着几十年经验的“老炮儿”参与到创作中后，有时候还能“不只给出特效后期的想法，还能给出剧本、对白的意见。因为大家在电影圈里呆了一定的时间，创作上也有很多想法，就和大家一起聊。谈剧本时，不是因为我做特效，所以只聊后期，完全是一帮朋友坐下来，把剧本的方向，好好地聊出来”。

在黄炜哲的规划中，前期的策划与准备十分必要，甚至一部戏还没开拍，就已投入1000万。这正是为了保证整部电影的成本控制，“因为电影制作真的很烧钱。其实很多电影我都觉得可惜，它们虽然好看，可是赔钱。为什么赔钱？是因为花了太多钱。电影制作真的很烧钱，但其中有很多，都是因为前期准备没有做好，后面就要为了改动而补窟窿，等于拿钱解决问题。”

一位nobody老板，如何打动牛人

许多大型公司的传记中，都有一个“关键故事”，触动了创始人，对于这家公司的创立起到关键作用。

黄炜哲说了半个故事：三年前，他还在做中国学生的美国留学中介，这个行业压力很大，他正在考虑转行。那段时间他经常需要去香港，认识了一个香港司机，因为经常坐他的车，所以两个人很快熟悉起来。后来，有一位朋友告诉他这位司机曾经是香港非常有名的传奇人物。

这位司机的人生故事，打动了黄炜哲。“年轻的时候，我也遇到过挫折与恐惧，听完他的故事，我觉得他太勇敢了，如果可以拍成电影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多好。等我回来北京，我就决定拍电影。”

而在此之前，正如黄炜哲在发布会上所说：“电影救过我的命”，发布会上《当幸福来敲门》的片段播放时，会场里不少人都在抹眼泪。

黄炜哲不是一时冲动，但是，也遇到了许许多多难以避免的困难。其中最难解决的一件，可能就是找主创团队，“我什么人都不是，我是nobody，没有电影背景，没有电影的经验。”

但通过聊创作，聊内容，黄炜哲也逐渐认识了很多业内专家，组织起自己的专业团队。特别是成功打动资深出品人庄澄以总顾问和黄英计划制片人的身份加盟。

每一个行业必然都有其不合理之处，一个外行的改进理念也能找到业内的知音。“他告诉我他拍电影很慢，没想到我追求的正好是慢，就一拍即合。他只打算帮三家电影公司工作，定了两家大公司后，那时在决定最后一家，最终他选择加入认真做好电影的我们。”

而庄澄看中的，也正是这位老板的“笨”。近几年，资本涌入电影市场，有不少人来找庄澄，一说到做电影公司，就是“今年拍3部，明年拍6部，然后融资上市”。一开始，他以为黄炜哲只是前来电影圈逐利的商人之一，可在深入了解后，却发现他“比较笨，是慢慢地专注在做剧本当中，彼此之间还能形成默契”，便动了合作的心思。

其实，庄澄加入光景映画，也是考虑到黄炜哲之前的经营经验。在他看来，他在过去香港市场中积累的，都是投入四五百万的成本、收获一两千万的票房的经营经验，跟内地当下的电影市场完全失去了可比性，过去积累的经验有多少能照搬到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加入光景映画，除了依靠自己的经验与判断力去提携新人，还能深入内地市场，真的了解当下内地的流行文化与本土色彩。

电影归根到底，是人的生意

电影不是流水线，内地市场的爆发，让能够拍摄电影的人成为抢手的香饽饽。请来庄澄，也只是黄炜哲与光景映画开展事业的第一步，真正拍摄电影的人，还得是每一个电影计划的负责人。

在庄澄看来，他的工作只能从一定程度上保证电影本身的质量，而质量与市场收益，原本就不一定挂钩，况且过去在香港的风格，不一定能真的受到内地观众的欢迎。“比如我觉得王晶导演的《大上海》，拍的就比《澳门风云》好，可市场表现就是不行”，而这也能算是香港导演北上后，面临的问题的一个缩影。

光景映画签约的6部计划中，有4部是由香港电影人牵头制作。写出《杀破狼2》的编剧黄英还算有过在近期内地市场相对不错的表现，达到5.6亿票房，算是在内地商业市场上得到过认可。相对而言，写出《桃姐》、《夏日嬷嬷茶》的编剧陈淑贤，整体风格相对更加文艺与温情，口碑上佳，至于市场表现，还有待验证。编剧张志光与前两位又不一样，由于近期佳作《陀地驱魔人》并没有真的在内地上映，这位悬疑大师还需要修炼征服内地观众的法门。

相对前三位编剧、监制而言，刘浩良除了交出不少卓越的编剧作品，还有担任导演，一出黑色幽默《冲锋车》，让大家看到了这名青年导演的才气，但鉴于本身体量以及题材，在市场上的表现中规中矩。

为什么一名台湾人在内地开的公司，找来的主创团队大多是香港人？黄炜哲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不管是国产片还是港片，都有好的和不好的，最终这还是故事的问题。故事好，不管是港片还是国产片，都能卖得好；故事不好，哪怕好莱坞也卖得不好。电影就是故事，跟主创来自哪里没有太大关联。而香港电影人的优势就是技术好，我能把香港的技术带到国内，还能找到国内的年轻的人，把技术接起来。”

两位内地年轻导演宋林国与王湛，即两部2019年才启动的计划的负责人，正是在这样的培育机制下。

这些年轻人才是黄炜哲最重要的投资。签过导演约后，两三年以内，这些年轻导演在老板的安排下去片场学习，谈恋爱，读书，增添人生阅历，积累人生的挫败感，但就是不能做导演，甚至网络剧都不行。

黄炜哲对他们说，你越想当导演，两三年内就越不要跟我说你要当导演的事情。因为他觉得，除了文学基础以外导演更需要的是丰富的人生经验，特别是挫折。